林彦：传统续造：基本法律修改权的创制

违宪与合宪中的宪是指宪法，判断违宪与合宪的基准是一个国家具有最高效力的宪法。

在法规范宪法诉愿中，合宪性审查的对象确实只有规范。第三，从功能适当的角度来看，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组织结构、人员组成和运作方式等，也都不适合裁决权限争议等两造对立、具有高度司法性的程序类型。

不同之处在于，为了控制案件数量，同时避免宪法诉愿演变为由公民启动的抽象规范审查，应当将穷尽法律救济途径作为提起诉愿的前提。未来由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承担的合宪性审查职能，应以规范审查为主要内容，审查对象应扩大至法律，且应以事后审查为主。就此，《基本法》第100条第1款第1句已经指明，只有在普通法院的裁判取决于某一法律的有效性，而法官认为该法律违宪时，才能够提请审查。第二，允许各级法院直接提请审查，而不需经上级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审查过滤。只是在最终的宪法诉愿中，仅允许将裁判所依据的法规范——而不能将终审裁判本身——作为诉愿对象。

法律通过后，由基民盟、基社盟执政的萨克森、图林根和巴伐利亚三个州州政府随即向联邦宪法法院提请抽象规范审查，法院最终于2002年7月判决该法合宪。四、宪法诉愿 宪法诉愿（Verfassungsbeschwerde）规定在《基本法》第93条第1款第4a项，《宪法法法院》第13条第8a项及第90-95a条。他反驳道如果所作的并不是革命性的，宪法法律人就成了荷兰人[21]且议会权力会经受巨震变革。

然而，却也不能认为1977年出版的年鉴就不再有意义。他在荣誉学位考试中的成功使其获得了林肯学院乔姆利奖学金与凯斯学院迪普研究生奖学金。这一时期他也从事了公共服务工作，从1958年开始作为裁判所委员会的创始成员之一（直到1971年卸任），也是1960年创立的正义调查机构的成员，该机构提议建立英国的监察专员制度。尽管他并没有像戴维·多布（David Daube）和奥托·康·弗罗因德（Otto Kahn Freund）一样听众满堂，但按照当时牛津教员的标准，他也具有相当可观的听众。

他对法律理念产生了很大影响，不仅仅在英国以及英联邦国家，还在许多其他国家，被无数次引用，产生重要影响，并被翻译为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中文。韦德称： （对议会）的司法遵从规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项普通法规则，但在另一种意义上……是根本性的政治事实，整个立法体系均系于此。

[18]他希望解释为何主权损失的大部分在于反对加入欧共体的人的言论，政府通过声称该拟定法律不涉及任何不同于一般的宪法性问题，而将此低估了。进入七十岁后，他还是一位宴会常客，拥有钢铁般的体格，在这些场合中，他的精力比较他而言年轻得多的人还要好。韦德的著作曾指出，司法审查原则在普通法中或多或少是蛰伏的，或者如他所言是丁尼生般的荒芜，他的著述重新发现并积极阐述由现代行政国所引发的问题。韦德是一位勤勉、高要求，同时给人以支持的研究生导师。

庞廷向塔姆·达耶尔国会议员（Tam Dayell MP）传递信息，而他辩护说这是为了公共利益。可以说这一时期韦德的主要贡献在于宪法与土地法。从1947年开始成为法学院讲师，1959年成为教授（Reader）。1988年，韦德从院长席位上退休，搬到了马里乔和他为退休所预备的富尔伯的别墅。

另一位，斯坦利·德·史密斯（Stanley de Smith）于1974年英年早逝，年仅51岁。1976年，韦德离开牛津大学，克莱尔上尉也要退休了（他退休后不久就去世了）。

斯蒂芬·卓曼（Stephen Tromans），后来成为剑桥大学赛尔温学院教员，现在是一位环境法执业律师，对于第五版的研究提供了很大帮助，作出了很大贡献。[62]他在剑桥度过的第一个阶段，他并没有正式地指导过任何研究生。

韦德在回到剑桥之后，他指导了很多学生，所有都是研究行政法方向的。当他与法官交流时，他也保持着这样的责任感，尤其是与丹宁勋爵，当然也有许多其他在过去四十五年里，行政法改革历程中的关键人物。这一部分是由于其知识视野的必然结果。基于这个原因，他在《时代》杂志上的文章将这一观点称为一个并非是真正的法律论据可以证明的政治寓言，多数法律人都会认为有些幻想性，无论如何就现在而言。在弗里德兰任职早期，韦德对期末考试的学生进行了一些有益而难忘的复习授课。他知道他必须做些什么，于是他给所有教员写信，说道，直觉上他是反对这一变更的，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如果没有法定的多数人支持这一变革，他将为这一变革投票。

《时代》杂志上刊登的讣文称其通过撰写成为学生、学者、实务界人士与法官首要参考著作的教科书，进而统治了两个迥然的法律领域：不动产法与行政法。韦德也是较早呼吁加入《欧洲人权公约》的人士。

韦德通过在1965-1976年间主编《英联邦法律年鉴》（Annual Survey of Commonwealth Law），对比较法研究也作出了突出贡献。即使在1965年，认为英联邦在原则层面上具有普通法的统一性，这种观点大概也是过时的。

而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这比仅仅珍视在法律报告中极易得到的材料重要得多。通过他的声望对英联邦宪法问题提供实际建议，他清晰而明确的观点会被寻求建议之人所珍视。

他与罗宾·库克（Robin Cooke）的终身友谊（后来的新西兰上诉法院院长以及惠灵顿库克勋爵）源于库克在二十世纪50年代早期在剑桥大学作为ECS 韦德（ECS Wade）先生的研究生与凯斯学院研究员时共度的时光。他是一代人中最杰出的不动产法学人，同也是二十世纪复兴行政法研究的两位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两版《不动产法》，1966年经典的第三版以及1975年第四版，以及三版《行政法》，分别于1961年、1967年和1971年出版。对于他来说，这是缠绕于裁量权之上的纠结的线，是与法律相悖的。

然而深入表面之下，我们就会发现他令人啼笑皆非的幽默感和善意。[56] 韦德与丹宁勋爵在1967-1968年间关于无效行政行为的效果的通信，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立法的发展虽有涉及，但重点则置于判例法。对于韦德来说，学术研究的任务是寻找并指出一个一以贯之的法律结构和体系所基于的基本原则。

同样最终获得胜利的还有他长久以来坚持的观点，司法审查之诉中王室应受禁止令约束。他认为上议院偏向行政机关，而与上诉法院不相一致，这与十年前两个法院的角色立场正相反。

或许由于其战争期间在财政部从事实务工作的经历，他成为三一学院财务主管T. C.尼古拉斯（T. C. Nicholas）的兼职助理，一位同事曾言，他确信学院希望韦德继任尼古拉斯的职务，但他决心以法律为业。韦德希望该案能够被报道，既然它将对加诸于副首席大法官及其同事们的困境施以很大帮助与便利。到了1975年，年鉴的发行量下降，没能继续获得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他关于许可与公平按揭的文章，以及关于土地收费立法的文章[25]展示了他的观点，在十年后给丹宁勋爵的一封信中，他说到，《土地收费法》是一部恶法，而古老的衡平规则将带来更为公平的结果。

E.C.S.韦德教授，在韦德转向牛津之后于1962年从唐宁教席退休，在1959和1960年招收新生。在英国，一度法律学术界与律师和法官们的实务界之间的鸿沟远大于普通法世界的其他地区，也远大于现在的程度，那时韦德就与法官和律师们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她的病症在搬回剑桥后才日益明显，但她的健康持续恶化，并于1980年逝世。超过850页的1977年版，已经不再是Clarendon法律系列丛书的一部分，韦德称之为仅仅是名义上的该书第四版。

[58] 正如韦德在牛津的就职演说所言，他是一个法律实证主义者。作者认为立法处于极低的水平，需要全面修订。